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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扶贫时代民族地区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长效机制探究

商业2.0 2021年07期

2021-07-08 16:20

一、背景

从新中国成立开始,如何消除整个中国的贫困问题,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是一直被关注的问题。民族地区地理位置偏僻、资源禀赋不足、以及民族群众构成的复杂性,以及一些民族地区地缘政治风险突出等多重致贫因素的叠加影响,导致民族地区的发展普遍滞后,而且扶贫工作的难度更大,复杂度高。因此,如何有效地解决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实现民族地区的社会大发展,是被所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政府针对民族地区施行了多项扶贫政策。这些大规模、系统性的扶贫政策在中国民族地区全面铺开,民族地区的脱贫工作一直在因地制宜,因时而变,稳步前进。而其成效是显著的,民族八省区的贫困人口数从2010年的5040万人,以及34.10%的贫困发生率全部降至0。特别是“三区三州”扶贫效果,从2017年底的305万贫困人口,14.6%的贫困发生率的严峻情况全部降至0,“两不愁三保障”存量问题全部得到解决,可谓成效显著。

至2020年,为期8年的精准扶贫与5年的脱贫攻坚战已经圆满结束。而这绝不意味着扶贫工作的结束,反而代表着扶贫工作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即“后扶贫时代”。在后扶贫时代,针对贫困的治理将不再是绝对贫困而是相对贫困。同时,在后扶贫时代针,对相对贫困的治理也不再是精准扶贫、脱贫攻坚战这样阶段式与节点式的治理模式。随着精准扶贫与脱贫攻坚战的圆满结束,绝对贫困将会随之消失,但相对贫困将会永远存在。在2020年,乡村振兴战略也将完成它的第一个目标,并不断前行。在2020年以前,贫困人口的衡量还仅仅是以人均纯月收入达到2300的经济层面的绝对贫困线来衡量的。但这样的,仅仅从经济层面上来衡量贫困的机制绝不能成为一个永恒不变衡量标准。我们所期望的,是在全中国地区,包括民族地区,打造一个具有长效机制的扶贫模式,构建有效的保障体系,常态化地帮扶民族地区相对贫困人口,使其不仅仅只是实现“数字脱贫”,更要多维度,全方位地从各个角度实现脱贫,进入社会与经济的现代化体系之中,摆脱“等、靠、要”的惰性思想,发展成为一个能够顺应社会发展趋势的独立经济个体。

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试图探究扶贫时代背景下民族地区后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所面临的挑战与长期效应发挥的机制,试图探寻民族地区实施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的特殊困难,以及精准扶贫与脱贫攻坚战后所遗留下的,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并试图提出一些对应措施,使得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能够在后扶贫时代的大背景下,在民族地区充分地实现其政策目标并发挥长期的效应。

二、民族地区的致贫原因

(一)自然资源禀赋匮乏,环境脆弱

贫困与自然资源短缺、环境脆弱两者间向来有着密切的关系。贫困地区往往自然资源禀赋较差,而且,较差的农业生产条件、较少的的土地资源、自然灾害越频繁、地理区位越偏远等均能够使得农民人均纯收入显著地减少。同时,贫困与生态环境恶化的恶性循环往往是农村贫困地区社会和经济不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民族地区绝大部分地区自然环境恶劣,地理区位相对闭塞。面临着水资源短缺、植被数量不断减少等各种自然问题。从农业生产条件来看,民族地区往往处于中国西部地区,往往资源匮乏,土地贫瘠。特别是“三区三州”地区,往往地处高原,生态环境极为脆弱,无霜期长,大部分地区积雪超过6个月,适合于农业耕地的面积少。同时自然灾害频发,可以利用的资源量十分有限。这就导致民族地区农村产业发展落后,产业基础十分薄弱,而且对民族地区进行各产业开发的资金需求量大,难度高,且收益期长,变现能力差,导致通过农业产业扶贫等方向的扶贫措施极难获得长有效的成果。从自然地理区位角度分析,大多地处中国西部的民族地区地广人稀,距离市场与城市往往很远,况且公路铁路与机场等现代化交通方式覆盖密度低,这进一步导致了民族地区深度的贫困化。以上自然资源与环境的不利因素导致了民族地区深度的贫困化。而若是缺乏有效的规划性方案与指导辅助,当地居民定会妄顾自然规律,大肆开垦砍伐,从而进一步造成土地、植被等环境被破坏,使得自然资源更加稀缺。

(二)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有效供给不足

民族八省区面临的发展瓶颈以及进入“贫困陷阱”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在民族八省区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导致基本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不能够很好地满足当地居民的需要,同时也与中国其他发达地区有较大的差异。基础建设落后带来的最显著的后果,就是包括医疗、教育、公共交通服务等各方面资源的供给不足。医疗方面的资源供给的不足加之民族地区所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例如高原、高寒地区,面临频繁的自然灾害等,使得民族地区因身体健康方面与生活安全方面面临突发事件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但同时又无法得到有效的治疗,这就使得很多居民面对较严重的病情束手无策,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有时不仅损失了家庭的唯一收入来源,还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来寻找解决办法,从而深深地陷入贫困。

同时,在教育方面,近年来民族地区的教育整体情况虽已经得到很好改善,但相对于中国其他较发达地区而言,民族地区的教育水平依然有较大差距。从全国各地区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的数据上来看,在大学专科与大学本科这两个层级上,全国平均的比例是9.7%和8.5%,贵州、云南、西藏则分别为4.9%与5.4%;4.6%与4.4%;5.5与7.4%,相较全国平均水平有不小的差距。而西藏就业人员中“未上过学”的比例高达21.9%,贵州也有8.9%,远高于全国2.3%的平均水平。民族地区的教育基础设备、硬件设施不能够很好地完善,加之其本就相对恶劣的自然环境。

公共交通基础建设的相对不足,加之民族地区本身地理位置较为偏僻,就会导致民族地区被边缘化,有学者把其形象地形容为“孤岛”效应。“孤岛”效应的后果导致产品运输、销售的成本都大大增加,且受到很强的区位因素的限制,同时加大了民族地区居民同外界互通往来的困难,这就导致很多产品、资源的变现能力不足,从而导致了贫困的发生。

三、后扶贫时代对相对贫困治理的问题

(一)对民族地区扶贫主体,即贫困户的考核体系与标准需要完善创新

在精准扶贫与脱贫攻坚战中,对贫困主体考核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没有全方位的考察民族地区贫困户的各个层面,例如:返贫的风险是否很高?一些民族地区因地缘政治引起的贫困问题是否从根本上得以解决?等。考核机制的绝对化,便有可能产生“虚假申报”,“数字脱贫”的情况,有可能出现“人人争当贫困户”的现象。扶贫标准的“针对性”与“目标性”,使得民族地区群众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没有得到有效的评估与衡量。因此,在后扶贫时代,我们不能再不加区分地笼统地识别贫困户,也不能仅仅从经济这一单一的纬度衡量并制定贫困的标准。

(二)民族地区贫困户可行能力不足、思想惰性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

需要注意的是,民族地区的文化差异,导致了他们对贫困、富裕的认知不足。民族地区的群众有时并不认为自己是贫困户,这就导致了他们思想的惰性,导致了他们脱贫积极性不高。同时,也需注意到,“输入式”的扶贫会滋长民族地区贫困户思想上的惰性。造成经济层面上脱贫,但思想层面上依然“贫困”的问题。

四、建议与措施

(一)从更多维度加深对贫困的认识

后扶贫时代,要想使得扶贫与乡村振兴能够在民族地区发挥其政策措施的长期效应,就要进一步加深对贫困二字的认知。对贫困的认知,需要从“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而对“相对”二字的认知,更不能只仅仅局限于经济结构层面的相对落后。而要从多维度来界定“相对贫困”的概念。

在实施相应政策时,尽量避免政策的偏向性、绝对性带来的负外部性对于相对贫困群体的不公平,同时也要注意到民族地区所受政策影响的相对性与特殊性。在实施乡村振兴扶贫战略时,需要将民族地区特殊因素考虑进去,制定一个系统的、长期的扶贫政策体系。针对相对贫困群体、针对民族地区制定相应的扶贫政策方针,从而因地制宜,因时而变,促进民族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发挥政策长期效应。

同时,我们应认识到贫困不仅仅意味着经济上的贫困,民族地区贫困户社会权利的不足也是贫困的根源之一。如果社会权利的贫困没有解决,贫困户就很容易因缺少可行能力而陷入“贫困陷阱”。在后扶贫时代,针对这部分特殊群体与弱势群体制定相对应的政策时,应当给予他们更加普遍的公共援助,提高他们的“可行能力”。同时,保障民族地区贫困户获得公平的发展机会,针对相对贫困群众,提升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核心的普惠性政策的推进,以缓解社会权利的相对贫困问题。

扶贫要扶智、扶志。扶贫不能停留在经济层面上的“输入式”的资金帮扶。更要通过“扶智与扶志”,通过如“雨露计划”,技能培训,生产车间等等模式,提高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户自主脱贫的能力,要补上民族地区相对贫困地区群众的“精神贫困”和“思想贫困”,转变贫困户“等、靠、要”的思想,将脱贫从“被动脱贫”转向“造血式”脱贫,增强群众脱贫的主观能动性与积极性,才能使得脱贫成果更加稳定,政策的效用能够更加持久。

(二)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以及完善的政策,构建返贫监测与应对体系

民族地区返贫问题是目前扶贫工作中一个亟需关注的问题。造成返贫的因素有很多,包括自然环境的脆弱性,社会保障的不完善、教育、思想、自身能动性匮乏,以及特殊事件(如突发大病、劳动力丧失),加之本身脱贫的质量的不足,都可能造成返贫的问题发生。因此,为了避免“脱贫与返贫问题”并行的问题,针对返贫,需要利用“互联网+”技术构建返贫动态监测体系与及时的应对体系。就后扶贫时代,可以依托现有的扶贫大数据平台,通过“互联网+”大数据进行时时动态的监测,同时,要做好未雨绸缪的工作,针对目前的数据作出预测,将民族地区贫困群众返贫的可能性进行划分,并依据不同返贫等级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从源头上最大根源地解决返贫现象的发生。同时,若因为特殊的,不可预测的情况产生的返贫情况,也要制定相应的应急干预措施,最大程度地化解特殊情况造成的相对贫困户的返贫问题,从而使脱贫效果得以保障。

(三)探寻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融合机制

总的来说,民族地区脱贫攻坚政策的顺利实施与完成是乡村振兴战略在民族地区进一步推进的重要保障,而乡村振兴战略则是脱贫攻坚的进一步延伸。因此,我们要努力探寻出一条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融合的机制,使二者能够进一步发挥其成效。乡村振兴可以在产业扶贫、就业扶贫等各项脱贫攻坚的政策制度上,进一步做好布局规划,建立起民族地区低收入人口的增收机制,鼓励返乡创业;在生态宜居方面,可以同易地扶贫搬迁、旅游扶贫等政策相结合,共同打造出美丽乡村;在乡风文明方面,可以积极引导民族地区民族同现代化社会文化相适应,同时结合教育扶贫政策,提高民族地区办学水平,配套教育基础设施,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从而进一步提升民族地区群众的文化教育水平,从而提高潜在内生动力,发挥长效机制,从而能够“治理有效”,最终达到使民众“生活富裕”,从而圆满完成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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